拼貼圖片來源：納塔爾(G.H.F. Nuttall)與希普利(A. Shipley)的《瘧疾相關研究：瘧蚊的結構與生物學》，1901年（公共領域圖片）；《香港與太平山頂》，作者不詳，約1855年（公共領域圖片）。
拼貼圖片來源：納塔爾(G.H.F. Nuttall)與希普利(A. Shipley)的《瘧疾相關研究：瘧蚊的結構與生物學》，1901年（公共領域圖片）；《香港與太平山頂》，作者不詳，約1855年（公共領域圖片）。
為何中環並非位於港島北岸的正中間，而是偏向西面？
為何金鐘基本上無人居住？那裡放眼盡是政府大樓、商場、酒店和寫字樓，卻找不到住宅大廈。
又為何香港的有錢人都住在半山和山頂？畢竟海拔高度與樓價之間並無必然關係，有些城市，例如巴西的里約熱內盧，住在山上的反而是貧民。
這三個問題看似毫不相干，答案其實指向同一個源頭。這些獨特的城市佈局，早在殖民統治初期短短四、五年內便已定型，而貫穿其中的關鍵要素，竟然是蚊子。
1843年夏天，即英軍登陸水坑口兩年後，香港爆發了一場慘烈的瘟疫。當時的殖民地政府稱之為「香港熱」（Hong Kong Fever），但現代醫學史學家普遍將之界定為瘧疾。瘧疾本是華南一帶的風土病，但歷史學家寇維（Christopher Cowell）指出，在鴉片戰爭期間，英軍在香港輪調駐防，無意間將一種格外致命的瘧疾菌株帶入本港。早在瘟疫大爆發的前兩年，香港已出現零星病例。至1843年，疫病席捲各個軍營並迅速向外蔓延，截至同年年底，香港已有24%的英軍官兵和10%的歐洲平民染疫身亡。當時官方統計並未涵蓋本土華人，但民間流傳的紀錄顯示，華人同樣受創甚深。
這場疫症馬上在這個剛開埠、局勢未穩的殖民地引發極大恐慌，加上當時人們對瘧疾的傳播途徑一無所知，更令陰霾籠罩全城。直到十九世紀末，醫學界才發現引發瘧疾的瘧原蟲，以及瘧蚊在疫症傳播過程中的關鍵角色。
18世紀末的一幅漫畫，將瘧疾的「寒顫」（發冷）與發燒症狀描繪成怪物。鄧索恩（James Dunthorne），1788年。圖片來源：Wellcome Collection（公共領域圖片）。
左圖：瘧原蟲的發現者拉澤蘭（Charles Lazeran）於1880年繪製的瘧原蟲圖（公共領域圖片）。右圖：蚊子傳播發現者羅斯（Ronald Ross）於1897年繪製的瘧蚊解剖草圖，圖片來源：Wellcome Collection，CC-by-4.0
當時有些人相信，瘧疾源於飲酒過量、在太陽底下曝曬，甚至是因為曬到月光；亦有人猜測，當時尚屬新穎、神秘的概念「地球電磁力」，可能削弱了人體體質。更多人則將瘧疾歸咎於惡劣的居住環境，尤其是士兵在長期營舍落成前所棲身的臨時竹棚。
當時西方主流醫學理論認為，瘧疾是由地面腐爛物質發出的臭腐「瘴氣」所引起。這個解釋太過含糊，更無法給出明確的解決方案。建築物應否調整設計以改善空氣流通？也許把城市建在香港島的北面全然是個錯誤，畢竟南面漁村發展已久，或許的確自有其道理？到了1848年爆發小疫情時，愛秩序少校甚至提議每日多次發射空包彈以驅散「壞空氣」，而這項建議竟獲其上級認真審視。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，人們雖然發現蚊網能有效防疫，卻堅信那是因為蚊網能過濾空氣。
當時的醫生發現，某些特定環境，如沼澤、山谷以及植被茂密的峽谷，特別容易出現瘧疾。如今我們當然知道，這些地方都是蚊子滋生與棲息的溫床。然而，在1843年的人們眼中，土地本身似乎被污染得不適合人類居住，甚至可能是受到詛咒。
其中有兩個地區的疫情最為嚴重。其一是位於西角（即今日的西營盤）的軍營，該處建於一片廢棄的稻米梯田上，就在現今香港大學本部大樓附近的位置；另一處則是在東角（即今日的摩理臣山），靠近黃泥涌一帶，當時已有部分歐洲商人開始在此處興建大宅。結果這兩處地點在疫症爆發後迅速被放棄，城市的發展也因此改轅易轍。
寇維認為，英國人當初選擇在中環建立維多利亞城，幾乎可以說是純屬巧合。1841年1月英軍登陸香港時，適逢寒冬，這一帶海岸線恰好被九龍陸地遮擋得最嚴實，能夠抵禦冬季寒風吹襲。倘若士兵們是在一年中的其他時分抵達香港，說不定會在其他地方落腳，市中心也可能因此選址別處。事實上，首任港督港督砵甸乍（Governor Henry Pottinger）最初曾計劃將市中心遷往黃泥涌（跑馬地）。這裡正是港島北岸的正中央，也是島上唯一的主要稻米種植村落，土地平坦且灌溉充足，足以容納300人的村落。砵甸乍認為，相比起中環狹窄的海岸線，黃泥涌有更多可供開發的土地。當時主要的鴉片貿易商怡和洋行也抓緊機遇，搶先在東角的一個山脊上興建總部。
然而，疫症爆發令這項「遷都」計劃胎死腹中。許多在東角建屋的商人相繼染疫身亡，怡和洋行建築群算是倖免於難。不幸染病身故者隨後葬於黃泥涌，該處亦因而變為城中的墳場集中地。隨後多年，這裡仍然是都市發展的東部邊界。
位於東角（即今日的利園）的怡和洋行總部，畫作大約於1844年完成。畫家不詳（公共領域圖片）。
中環與灣仔之間，有一個幾乎沒有居民的區域：金鐘。在金鐘，你找不到橫街窄巷和古舊建築，放眼盡是大型商業樓宇及政府綜合大樓。這裡與兩旁的社區感覺迴異又疏離，原因在於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進行重新開發之前，整個金鐘本是一個大型軍事基地。英文名稱「Admiralty」源自盤踞海岸線的英國海軍部船塢「Admiralty Dock」，而中文名稱「金鐘」則取自昔日金鐘道附近威靈頓軍營外懸掛的大型銅鐘。然而，金鐘區的形成，同樣是因為瘧疾疫災的緣故。
瘧疾肆虐的1843年，港督砵甸乍與駐華英軍總司令索爾頓勳爵（Lord Saltoun）曾就城市防禦設施的選址問題，展開了一場角力。砵甸乍希望沿着皇后大道，由中環至東角，發展出一個連成一片的商業地帶，因此傾向將軍事設施「邊緣化」，安置在港島西端。然而，索爾頓勳爵則主張將所有軍事設施集中於便於防禦的中心位置，即今天的金鐘一帶。當時該處雖然已建有部分軍用物資倉庫和臨時軍營，但當中卻夾雜著私人倉庫、民居以及市集。
這幅水彩畫記錄了金鐘摩根市集被軍方接管前的面貌。阿什沃思畫(E. Ashworth)，約繪於1844–45年（公共領域圖片）。
1843年6月，疫情爆發前夕，索爾頓下令愛秩序少校（Major Aldrich）撰寫一份報告，評估殖民地軍事設施的最佳選址。愛秩序隨後交出一份長達16頁的報告，支持索爾頓的主張，並完全無視砵甸乍的商業發展構想。他甚至建議將金鐘劃為軍方專屬禁區，即使要收回所有私人建築也在所不惜。索爾頓試圖施壓砵甸乍就範，要求他馬上執行愛秩序的建議，要是想等候倫敦的批文的話，其實也是殊途同歸。砵甸乍隨即致函倫敦尋求支持，但信件寄出僅數天後，西角軍營便因疫情嚴峻而被迫緊急撤離。想要軍隊重返那處死亡之地已變得不可行，索爾頓和愛秩序最終如願以償。
直到1970年代，軍方終於將這片土地交還政府。昔日的域多利軍營重建成今天的香港公園，而靠近海岸的土地則出售作商業發展；至於舊海軍船塢水塘，經填海造地後改建為政府總部。
1945年戰時金鐘海軍部碼頭與域多利軍營航拍照片。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（2014）《數據中的歷史：日本佔領香港互動地圖》，CC-by-4.0。
隨著兩處舊疫區限制了城市向東和向西的擴張，當局開始將目光投向山上。1843年底，砵甸乍強行遷走一個名為「上市」社區內的華人商戶，以便將土地轉售給歐洲發展商。「上市」大致位於今日的嘉咸街與卑利街一帶。該處被驅逐的華人居民，則被安置到更西邊的太平山街一帶。
大約在同一時期，人們注意到，被關押在中環上方山脊上的域多利監獄（即今日的大館）的囚犯，竟極少染上疫病。這項消息見諸報端後，監獄周邊地帶隨即變成了地產黃金地段。到了1845年，房地產廣告都將該地宣傳為一個健康、宜居之地，作為賣點。
位於山坡上的域多利裁判司署與監獄。奇納里(George Chinnery)，1846年，耶魯大學英國藝術中心（公共領域圖片）。
自此，海拔高度與身體健康之間的連結在歐洲人心中根深蒂固，這個概念也孕育出後來的「半山區」。樓價隨著人們對海拔高度的追求而節節攀升，以致到了1870年代，山頂已成為全香港最有權勢與財富的頂級精英最趨之若鶩的定居地。
富商大班坐在轎上，由汗流浹背、氣喘吁吁的苦力抬上山——這一幕香港開埠之初最具象徵意義畫面之一，其實就是由瘧疾催生出來的，最終更促使1888年興建山頂纜車。作為香港最早的公共交通工具，山頂纜車至今仍是本地重要的旅遊景點。
一幅描繪西方人乘坐轎子在堅尼地道散步的版畫，《倫敦新聞畫報》，C. J. Uren，1883年1月6日（公共領域圖片）。
時間來到1844與1845年，瘧疾死亡人數回落，讓所有人鬆一口氣。雖然此後香港再未爆發過如此慘重的瘧疾疫情，但這種風土病直到二十世紀依然是個難纏的問題。經過當局數十年謹慎蒐集數據、蚊患防治工作以及公眾的配合，才終於將其斬草除根。全港最後一次本地感染瘧疾的病例通報已是1998年的事。
然而，瘧疾早已在香港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。它塑造了維多利亞城的規劃版圖，奠定了影響香港城市發展至今的觀念。難以想像，倘若在香港開埠之初，沒有蚊子橫行肆虐，我們今天身處的這座城市，又會是什麼模樣？
Christopher Cowell, “Form Follows Fever: Malar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, 1841-1849”, Hong Kong: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2024.
Christopher Cowell, “The Hong Kong Fever of 1843: Collective Trauma and the Reconfiguring of Colonial Space”, Modern Asian Studies , Volume 47 , Issue 2 , March 2013 , pp. 329 – 364.
Ria Sinha, “Fatal Island: Malaria in Hong Kong”,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, Vol. 58 (2018), pp. 55-8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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