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最早期的燈塔——那些比你想像中更國際化的故事
及其歐亞混血的守燈人
時維1869年，香港被英國統治的28年，距第二次鴉片戰爭迫使滿清政府再開放11個對外通商口岸尚有九年，第一艘商業蒸汽船抵達亞洲也不過是幾年前的事。蘇彝士運河在這年11月才剛開通，應1870年茶季而來的蒸汽船大量湧入，這將會令沉船事故頻生的問題更趨嚴重，此時的香港正急切需要燈塔引航。
1875年，香港首三座燈塔落成，第一座位於青洲，第二座位於黑角頭，第三座位於鶴咀。黑角頭的燈塔因為儀器被錯誤運往南非好望角，所以要等到翌年才可亮燈。這三座歷史悠久的燈塔至今仍在服役，其中兩座（鶴咀和青洲）已被列為法定古蹟。倘若你在今年度的「香港島環島徑挑戰賽」中繞些路，應該可以把它們全看一遍。
香港最早的三座燈塔之位置、覆蓋範圍及顏色區，1876-1896年，根據香港政府憲報（1875-76）及美國華盛頓特區海軍部水文局地圖（1889）繪製。
鶴咀燈塔
鶴咀燈塔是一座高9.5米的白色花崗岩石塔，座落於港島東南端，從鶴咀巴士站徒步1.5小時便可抵達。它於2005年被列為法定古蹟，是三座早期燈塔中唯一可以近距離觸摸的，也是三座中迄今燈光最亮的一座，裡面配備了最大型的菲涅爾透鏡，在晴朗的夜晚，遠至23海里（42.5公里）外也能看見。
鶴咀燈塔。圖片來源：香港建解，2024年。
菲涅爾透鏡是由多片排列成同心圓的稜鏡組成，可將光線彎曲成一道聚焦光束，從遠處也能看到。這種透鏡是在1820年代由法國工程師兼物理學家菲涅爾 （Augustin-Jean Fresnel）發明，其厚度比傳統凸透鏡薄很多，適合安裝在燈塔上，可以取代效果較差的拋物面反射鏡。菲涅爾透鏡有六種尺寸（又稱為「階次」），第一階次的透鏡最大。若想近距離觀賞，可以到位於中環的香港海事博物館參觀。
左：香港海事博物館內展示橫瀾燈塔的菲涅爾透鏡。右：組成透鏡的玻璃棱鏡特寫。圖片來源：香港建解，2024年。
1890年代，隨著離岸五公里的橫瀾島上另建一座燈塔，鶴咀燈塔便退役了。從上面的地圖可見橫瀾島的燈塔位置其實較佳，因為鶴咀的燈光被南面幾個島嶼遮擋。橫瀾島燈塔由中國（滿清）政府委託興建（稍後會再詳細敘述），但在英國簽訂租借新界99年條約的幾年後，香港取得了燈塔的控制權。1975年，退役多年的鶴咀燈塔安裝了自動化燈具，再一次投入服務。
從鶴咀沿岸眺望橫瀾島。橫瀾島包括左邊的低平岩石和中間稍高的綠色小島，那是燈塔所在之處。右邊較大的綠色島是宋崗島。圖片來源：香港建解，2024年。
青洲燈塔
青洲實際上有兩座燈塔，第一代燈塔高12米，1875年落成，而旁邊17.6米高的燈塔則建於1904至1905年間。鶴咀燈塔退役時，政府希望將裡面的透鏡轉移到青洲燈塔，但是原本的青洲燈塔塔身太窄，只容得下四階次透鏡， 因此要另建一座燈塔替代。遺憾的是，若沒有海事處的許可，公眾不能到青洲參觀。不過，你可以從摩星嶺段的西環泳棚看到燈塔，帶着雙筒望遠鏡可看得更清楚。
青洲燈塔最初使用紅色和綠色燈光來警告船舶注意危險和淺水水域，較亮的白燈則用來指示安全水域。
青洲上的兩座燈塔，留意一下較大的白色燈塔前方有座較小的棕色燈塔。圖片來源：Joshua Wolper, 2024年。
黑角頭燈塔
黑角頭燈塔是最小的燈塔，它的六階次透鏡照亮了維多利亞港的東面入口。白燈顯示最安全的路線，紅燈則標示危險岩石。
三個燈塔之中，黑角頭燈塔看來最不像典型的燈塔，因為在1960年代，這裡加建了一個長方形的實用性建築物，而且四周圍起了欄桿。不過，如果想一睹其真容，你可以從龍脊山徑起點的岔路起，沿著黑角徑繞行25分鐘。
黑角頭燈塔是一棟平平無奇的1960年代建築。圖片來源：香港建解，2024年。
十九世紀的全球化世界
香港早期的燈塔不僅標誌着這裡正逐漸成為重要的港口，更反映出全球化進程正在加速。這個過程既不順暢，也不和平，不過卻把各地的人、技術和文化連繫起來。十九世紀末的中國沿海地區比我們想像中更緊密相連﹑更全球化，蒸汽船加快了國際旅行的步伐。1871年，香港通過一條海底電纜連至新加坡的國際電報網絡。雖然大約花了40年時間，才將第一片菲涅爾透鏡從歐洲輸往東亞，但下一項重要的燈塔技術創新，只是用了三年時間就達成了。
香港最初期的燈塔採用「定光」（即固定不變的光），但很快便改用獨特的閃光模式來讓人識別，方法是讓透鏡圍繞著燈泡轉動的方式來產生閃爍的光束。1890年，法國的燈塔服務機構率先發明出一種方法，將透鏡浮在液態水銀上，使其旋轉速度加快12至16倍。到了1893年，一間著名的法國燈塔公司已在橫瀾島上安裝了這種設備。之所以能夠這麼快就成事，是因為大清皇家海關總稅務司是這項工程的委託人，而這個機構幾乎全部由外國專家擔任。外國專家的出現，源於太平天國肆虐時，外國人接管了滿清政府貿易關稅的評估工作，後來演變成負責管理港口的永久政府部門。儘管滿清政府與外籍員工之間的關係最終惡化（這個故事說來話長，不便在此詳述），但數十年來，他們透過協助中國港口升級，為軍事現代化提供收入，助力滿清的自強運動。
另一方面，香港人口的多樣性也令人驚訝。不僅有華人和英國人，還有各族裔的歐洲人、印度人、帕西人、猶太人和葡萄牙人（他們實際上是土生葡人）。至十九世紀末期，歐亞混血兒也成為一個獨特社群，其社會地位十分尷尬，不被華人或歐洲裔群體完全接納，因此傾向於社群內互相通婚。香港一些最富裕的家族，如何東家族、陳啟明/泰森家族，以及羅旭龢家族，都是歐亞混血。也有很多歐亞混血兒從事行政支援的工作，如文員、簿記員和翻譯員，在上層的歐洲裔管理人員和低層的華裔僱員之間扮演緩衝角色。直到1950年代，許多燈塔管理員都是歐亞混血兒。
這份工作多數由歐亞混血兒擔任，部分原因是燈塔管理員必須精通雙語，才能與那些以華人為主的助手溝通。一方面，精通中文的歐洲人不多，另一方面，直到 1950 年代，殖民地政府都不太信任華人，不願讓他們負責看守重要的基建。但是，還有一個原因或許是，燈塔工作縱使對航海安全十分重要，又能提供豐厚收入，但並不是十分體面的工作。
在1970年代實行自動化之前，燈塔每天24小時都需要人值班。早期燈塔燃燒乙炔氣體，而且每隔幾小時需要人工上發條。後來，燈塔有了電燈泡和柴油發電機，但仍然需要人看守。在白天，燈塔管理員還要負責維修、發訊號和監測天氣等工作。雖然燈塔管理員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麼與世隔絕——他們是一個團隊工作，家人也可以到青洲等沒那麼偏遠的地方探望——但他們仍然需要在離岸地方每次留宿數星期。
漁民之父
在少數為人熟悉的歐亞裔燈塔管理員之中，有「漁民之父」的花維路( Charlie Beatty Allenby Haig Thirlwell，1918-1985)，這要歸功於他的家人所分享的口述歷史。在花維路的孩提時代，跨種族夫婦仍然大受歧視，某些政府部門甚至禁止他們入住公務員宿舍。然而，這種異族關係在歐洲裔水手、士兵和警察之中並不罕見。花維路的父親是英國拖船船長，母親是澳門人。
花維路自1937年起擔任橫瀾島和青洲的燈塔管理員，直至1973年退休。他經常以燈塔花園所種的蔬菜換取魚蝦，結交漁民朋友。他教導漁民子弟燈塔訊號和英語，並在 1960年代協助成立柴灣漁民娛樂會，推廣龍舟競賽。龍舟競賽如今成為備受關注的運動，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。
花維路能說流利的廣東話和漁民的方言，會唱粵曲和漁歌，並填了一首至今仍在傳唱的龍船歌。他致力於船民社區事務，以至於家人在假日也鮮少看到他。1960年代，柴灣填海工程令船民面臨流離失所的威脅，花維路致力爭取重建避風塘，和安置不想重操故業的漁民家庭。
課本以抽象的術語談論殖民主義與全球化等議題：戰爭、條約、貿易往來和帝國，卻鮮少捕捉到人們生活中的微妙與豐富多采之處。花維路生為外來族群，長大後卻致力半生幫助另一族群。他有一個十分具愛國情懷的英文本名（名字中的三個中間名都是英國軍中英雄的名字），卻把成功提升及推廣龍舟這個香港著名傳統活動。他的僱主或許看不起他的父母和出身，但卻把無數人的生命交托給他。因此，倘若你在行山途中遇上這些燈塔，不妨想一想它們那看似矛盾的國際歷史故事。
此文為香港建解與Parks and Trails合作的「香港島環島俓挑戰2024/25」專題系列文章，旨在分享香港島海岸鮮為人知的故事。
參考資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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